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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兵——疫情后的世界開展格局調查

文章來源:《財經》雜志(2020年10月12日出版,總第598期)

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戰后影響面最大的全球性事件之一。疫情引發的問題、分歧、矛盾或沖突,是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再次嚴重沖擊了二戰之后形成的世界開展格局和全球經濟秩序。從全球治理體系、投資貿易體系、開展模式、科技顛覆、地緣政治等諸多方面看,世界已處于劇烈動蕩的大變局中。面對當前局勢,國家審時度勢提出了國內國際“雙循環”開展思路。開展離不開更為穩定與友善的國際環境。在充滿動蕩與不肯定性的世界里,如何為“雙循環”戰略營造一個更為有利的外部開展環境?筆者做了如下一些調查與思考。

地緣政治與全球治理體系

現有全球治理體系構建于二戰之后的世界開展格局基本之上。冷戰了結后,世界開展格局變為“一超多強”,形成了美國主導、各國寬泛參與并由各類國際組織專業化協作與管理的全球治理體系。美國是許多國際組織的核心“創始人”,或是出資額最多的“大股東”,承擔了必要的“責任”,也做實了其全球【領導者】地位。

近年來,全球治理體系的作用越來越趨于低效。尤其是特朗普上臺后,奉行“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先后退出了多個國際組織。美國“退群”招致全球治理“群龍無首”,“大股東”不關心“地球村”的開展會產生一系列問題。例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戰后影響面最大的全球性事件之一,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面臨的一次重大挑戰。本來,各國應精誠合作,共同抗疫,并【【致力于】】早日光復世界經濟的開展。然而從各經濟體的表現看,互相間不僅缺乏真誠合作,反而各自為戰甚至相互訓斥與拆臺。這種景色充分彰顯了全球治理體系及其諧和機制的無效。新冠肺炎疫情沖擊進一步加劇了世界的“分裂”趨勢,以下三個方面可能值得重點關注。

第一,全球治理體系愈加撕裂甚至走向崩潰。“美國優先”及“退群”的做法事實上宣告,美國暫時放棄了二戰后由其主導構建的世界開展格局與秩序的【領導者】地位,美國“一股獨大”主義的全球治理體系時代也被特朗普按下了“暫停鍵”。未來,依靠整體性的全球治理體系及各類國際組織協商解決全球重【大開展】議題,通過全球共識來化解矛盾沖突應對全球挑戰的有效性或將大大降低,各經濟體間合作開展的挑戰可能會越來越大,潛在矛盾與沖突也可能越來越多。

第二,地緣政治風險越來越大。全球治理體系“失靈”,加上單邊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極端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等日漸盛行,地緣政治摩擦與矛盾可能會越來越多。此次全疫情沖擊后,地緣政治風險會進一步加大。

第三,中美關系面臨重大的挑戰。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兩大經濟體,美國和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穩定的中美關系對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中美合作則多贏,反之可能招致全世界滿盤皆輸。近年來,伴隨著國家再崛起,國家和美國之間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競爭與糾紛,雙方的分歧仿佛越來越大。美國挑起的“中美脫鉤”及所謂的“新冷戰”可能會成為世界經濟與開展的一個系統性風險。2020年底,美國將迎來新一屆大選。與特朗普單打獨斗、靠一己之力“手撕”世界的做法不同,從過往經驗和方法看,民主黨及其競選人拜登或許會愈加注重意識形態的差距,也愈加特長構建國際聯盟。如果拜登上臺,很可能利用美國的國際聯盟加上意識形態分立,進一步推動“中美脫鉤”及國家與西方世界的“脫鉤”。總而言之,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中美關系逆向而行的大趨勢或許不會有大的改觀。

全球投資貿易體系改良:后WTO時代的特點

現有的全球投資貿易體系形成于二戰之后跨國公司主導的產業分工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基本之上,WTO機制施展了關鍵性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西方社會將自身社會經濟開展矛盾簡單地歸結于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惡果,經濟全球化及國家再崛起等話題成了一些西方經濟體內部各種問題的一個“替罪羊”。由此,產生了突出的招致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意識。長期看,這種趨勢對經濟全球化和WTO體系都構成了重大挑戰。

美國是經濟全球化和WTO體系的建構者和主要推動者。特朗普8号彩票网站主張“美國優先”、“退群”、打擊主要貿易伙伴與重修許多重大貿易協議、挑起貿易爭端、加劇地緣政治矛盾等種種做法,表現出對WTO規則及其經濟秩序缺乏最基本的尊重。某種意義上講,特朗普8号彩票网站加速了WTO解體,此次疫情則或許徹底宣告了WTO時代的正式了結。在大改良的趨勢下,世界經濟或許已進入到“后WTO時代”,全球投資貿易體系將可能呈現一些新的趨勢。

首先,more的經濟體可能會挑揀“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突如其來的疫情和隔離政策招致物資短缺,彰顯了相互依賴的全球化的不肯定性和不安全性,也引發了經濟及生產供應鏈高度依賴國家的擔憂。未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比如美國、法國、日本與印度)可能以國家安全為借口,將許多產業和產品貼上戰略性和觸及國家安全的標簽。一方面,奮力實現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經濟開展路線。另一方面,以此為借口實施投資限制和貿易保護,加大了市場準入難度和經濟交往的利潤。

其次,類似于WTO的新的全球性投資貿易體系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或難以成型,多邊、雙邊和區域性的投資與貿易協議或將成為主流。盡管依靠現有的WTO體系支撐的全球投資貿易體系時代了結了,但在全球治理體系土崩瓦解的背景下,加上中美關系充滿不肯定性及惡化,在短時期內迅速構建一個新的全球投資貿易體系幾乎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景色下,未來的雙邊、多邊和區域性的投資與貿易協議或將不斷涌現。

盡管疫情沖擊可能加速上述兩大趨勢改良,但筆者認為,經過幾十年的全球產業分工和經濟一體化,事實上已經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可以領有全面、完整的產業鏈及全流程、全域的經濟生產能量。踐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難度非常大,而關于中小經濟體來說這種戰法幾乎是不可行。在新的世界開展格局下,能夠依托自身龐大的內部市場(經濟總量和消費人口)更為重視打造相對獨立且完整的產業鏈,構建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 在全球新格局下, 依靠內外雙循環以支持國家的持續的經濟開展與社會進步。

綜合看,在新的世界開展格局下,主要經濟體中的美國和日本的全球產業鏈整合可能要經歷相比照較長的時間;從產業鏈完整性、工業門類齊全、經濟總量和人口規模等要素看,歐盟和國家在應對后WTO時代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開展挑戰具有定然的結構性優勢。

國家應對之策的思考

在百年未有之全球大變局下,挑戰中也蘊藏著碩大的戰略機遇。國家審時度勢,提出了國內國際“雙循環”開展思路。聯絡上文所述對世界開展新格局的調查,筆者對如何營造優勢的外部開展環境以更好支撐“雙循環”戰略做了如下思考。

第一,經濟利益助力合縱連橫,廣交朋友以營造友善與和平的國際開展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利益是國家在【【世界上】】廣交朋友的一個基石。商務部數據顯示,國家目前是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商品貿易出口占全球比重約13%,進口占比約11%。可以說,“國家打造”和“國家消費”是國家合縱連橫的強大經濟基本。近年來,國家在深化改革與擴大對外開放方面進展碩大,網羅自貿區建設、外商投資負面清單、金融和汽車等產業擴大開放、上海進博會等一系列重大舉措,“一帶一路”國策深耕細作也取得了階段性成就。這些奮力關于進一步晉升國家經濟的吸引力,強固國家與世界各經濟體的投資和貿易關系等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性意義,有助于擴大并夯實國家與世界的經濟“朋友圈”。

不過,我們也應該意識到,在新的形式下只強調利用經濟利益開展朋友關系可能會有定然的局限性。例如,國家是澳大利亞最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澳大利亞在經濟與貿易上對國家的依賴遠高于美國,中澳之間無可置疑存在碩大商貿紐帶關系。然而,近年來在許多地緣政治、國際治理及國家安全等敏感性問題上,澳大利亞幾乎全部都站在美國的立場。比如最近在華為問題上,澳大利亞先于美國開“第一槍”,成為全球第一個禁止華為等國家供應商為其提供5G設備的國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澳大利亞主動與美國、法國、德國、【新西蘭】等盟友疏導,牽頭脫離WHO展開所謂的針對國家的“國際調查”。

面向未來, 我們在強大的經濟貿易利益基本上,可能需要more地重視非經濟利益元素以改善、開展與加強國家的國際關系。這些非經濟元素的一部分,可以網羅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軟勢利”概念。軟勢利是指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等影響自身開展潛力和感召力的因素,網羅政治【價值觀】、文化及外交政策等。當今世界,不同經濟體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宗教與信仰及【價值觀】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每個經濟體所關注的經濟開展問題以及對各個非經濟元素的重視度也各有不同。面對當前的全球大變局,國家可以通過更有穿透力的經濟利益與非經濟元素組合拳,合縱連橫,廣交朋友,more地交真朋友,全面擴大并夯實國家在世界的鐵桿“朋友圈”,為“雙循環“戰略構建更為和平、友善及穩定的國際環境。

第二,加開展快雙邊和多邊投資貿易關系,將“儒家經濟圈”(CES)開展成為一個戰略著力點。

未來實現上述戰略傾向,國家應全面加快雙邊和多邊投資貿易關系的談判,在全球投資與貿易體系中合縱連橫跑馬圈地,以后WTO時代的全球大循環呼應國內的新一輪改革與開放。從文化和地緣關系角度看,著力開展“儒家經濟圈”(CES)可以成為國家的一個重要戰略抓手。2017年底,借鑒“盎格魯圈”(Anglo Sphere)的提法,筆者提出了“儒家經濟圈”(Confucian Economic Sphere,or CES)概念,指儒家文化在社會文明體系中占有主導地位和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經濟體,這些經濟體都對儒家文化有較高的認同感。儒家經濟圈網羅國家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以及日本、韓國、新加坡和越南八個經濟體。

儒家經濟圈的經濟總量龐大,內部經貿關系耦合度高,長期開展潛力碩大。1)經濟方面,按IMF數據,2019年儒家經濟圈GDP總量為22.7萬億美元,全球占比升至26.7%(美國為21.4萬億美元,歐盟降至18.4萬億美元)。2)貿易方面,2019年儒家經濟圈商品貿易總額占全球比重為27.8%,遠高于美國(10.9%),低于歐盟(32.8%)。其中,儒家經濟圈會員內部商品貿易比重較高(出口內部貿易占比40.7%,進口占比45.2%),與歐盟(內部商品貿易占比64%)相比仍有很【大開展】空間。3)在2020年《財富》世界500強中,儒家經濟圈公司數量達202家,占比達40.4%,營收額占全部500強公司總營收的38.7%。

在儒家經濟圈的基本之上,國家還可以進一步延伸區域化戰略。

其一,從儒家經濟圈到包含東盟的東亞。本文的東亞網羅中日韓及東盟十國(10+3)。東亞與北美、西歐(歐盟)并成為全球最大的三大經濟中心,且近年來東亞已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開展重心。2019年,東亞地區GDP總量抵達24.3萬億美元,全球占比為27.6%。近年來國家與東盟地區的經貿關系愈加緊密。2020年1季度,國家與東盟(ASEAN)的商品貿易突破1400億美元,東盟超越歐盟第一次成為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未來,通過大力開展儒家經濟圈(CES),構建“CES+ASEAN”交融開展機制,同時加速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TA),進而形成更為全面的和更有深度的東亞經濟一體化合作。正如李克強總理所指出[1],“中日韓是近鄰,我們愿意在大循環中構建中日韓小循環。”同理,在后WTO時代被重構的世界大循環中積極構建東亞循環,打造一個經濟協作與文化交融的社會經濟開展新極地,將有助于國家應對后WTO時代的挑戰。

其二,從東亞到世界。依托儒家經濟圈及東亞經濟的整體協同效應,國家可以積極參與并推動各類區域性和全球性的經濟合作開展計劃,進一步擴大國際循環的范圍。在區域貿易協定方面,國家正積極推動開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2](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全球市場方面,2020年兩會時代李克強總理指出[3],國家對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關系協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持積極開放的態度。

我們還應從更高戰略層面重視與歐盟的商貿關系,奮力將歐盟開展成為后WTO時代國家的一個核心經濟伙伴。歐盟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集團,其商品貿易全球占比約32%。歐盟無可置疑的是全球商品貿易的龍頭老大。因此,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都高度重視并積極與歐盟構建更為深化的貿易與投資關系。例如,美國奧巴馬8号彩票网站于2013年6月啟動與歐盟談判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將其視為美國制衡國家及構建新WTO體系的重要一環。2018年7月,日本先行一步,與歐盟在東京簽署“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共同構建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關系。

自2012年2月第十四次中歐領導人會晤提出,到2013年11月第十六次中歐峰會啟動,國家將《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or CAI)談判視為中歐關系中的重要優先事項之一。截止2020年6月,雙方已進行了29論談判。一旦協議達成,CAI將取代國家與歐盟27個會員國中的26個國家(除愛爾蘭)之間訂立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BIT)。全面加強與歐盟的經貿關系,構建一個類似于日本與歐盟的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于應對全球投資貿易體系大改良及“中美脫鉤”都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

綜上所述,世界正處于百年之未有的大變局時期。國家可能需要【新視野】、新格局、新思維和新對策來應對這個新時代的到來。取勢于國家全球貿易大國的地位以及在“一帶一路”多年開展的成果,以經濟利益與非經濟元素雙管齊下,夯實與拓展國家和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的關系。通過構建核心節點的多邊和雙邊的投資與貿易關系,在后WTO時代的新格局中合縱連橫,為國家公司開拓全球市場、整合全球資源搭建more更好的橋梁與平臺,為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拓展更大及更友善的國際空間。這些奮力,也有助于應對“中美脫鉤”風險及潛在的“新冷戰”,瓦解美國圖謀構建的反華或排華聯盟。

[1] 2020年5月28日,李克強總理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會上答記者問。

[2] 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由東盟十國發起,邀請國家、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共同參加(“10+6”),通過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構建16國統一市場的自由貿易協定。它是由東盟國家首次提出,并以東盟為主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是會員國間相互開放市場、實施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組織形式。若RCEP成功,將涵蓋約35億人口,GDP總和將達23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1/3,所涵蓋區域也將成為世界最大的自貿區。

[3] 2020年5月28日,李克強總理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會上答記者問。

文章來源:《財經》雜志(2020年10月12日出版,總第5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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